编者按
2013年，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上有师友对吟诵进行讨论，文礼书院院长王财贵（季谦）先生参与讨论并回复，转发如下：
抢救中国读书声，也是我数十年来心头大愿之一，最近由于吟诵学会之努力，吟诵之风从地底奋然而兴，传行迅速，岂不快哉！自愿肩负时代使命，参与调查存录与研发教学者，一时人才聚集，各展所长，贡献卓著。其中注重于吟诵理论之重建，并积极对外宣扬者，首推吟诵学会。《什么是吟诵》《吟诵——中国式读书法》，这两篇文章皆为吟诵理论之概述，也是流传颇广的文章。因为读经与吟诵本是一家，百年来两种教育皆断丧殆尽，近二十年来，读经先起，吟诵后发。最近有许多读经朋友都跟我问及如何看待吟诵与读经的关系。其实，我在许多地方都已谈到，今再就着这两篇文章所提到与读经教育相关的议题，略述浅见。读错就会理解错。现在我们读汉诗文，可以说没有一句是读对的，唱对就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没有一句理解到位，只是差多少的问题。是差一米，还是差千里。反正不会不差。所以这就是个大问题了。涉及到语言学、音乐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等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。
凡事可从两面看，而两端都可以自我上纲而做澈底的判断，这就是所谓的走“极端”。“极端”之言，或有其唤醒迷蒙劝导苍生的耸动性，但不一定有事理上的真实性。《庄子‧德充符》有云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”世间事，要说同，说到极处，可以都通而为一，要说不同，说到极处，也可以都互不兼容。不过，真实的人生，既不是浑然一体，也非必触处生碍。所以读书，说如果“读错” 字音字韵（此字音字韵是指读书时发声的韵味），就会“理解错”，要求连音韵都精到地读出，于理或有如是者，但并非唯一的读书法，尤其不可要求一个小孩或初学者如此理解到位才罢休。况且，如陶渊明之大才，尚可从不求甚解中而会意忘食，故糊里糊涂地读去，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读书法。
如读书必求读到“不差一米”的程度才算数，则人将永远不能开始读书，天下也没有一个可称得上读书的人。这也就是胡适之当年引用王国维说自己《诗经》还有三四成不懂《尚书》还有五六成不懂，而下定论说“我们不配读经”的思考模式。照胡适这样说，天下人无一人有资格读经。照引文中这样说，天下人读书皆谬以千里。何况在此百废待举之时，孟子所谓“养生送死之不暇，何暇治礼义哉”，我以为吾人应该“先读起来再说”。更何况儿童之读经，主题不在于“解”，故不必恐惧于所谓“读错（读的声音缺少韵味）就会理解错”，而骤然放弃糊里糊涂的教学也。
2
是“理解”使吟诵“动人”，而非“吟诵”使“理解”深刻
“吟诵的规则，我总结的叫‘一本六法’。一本，就是吟诵的目的，是表达出作品的涵义，尤其是声韵涵义。六法，即依字行腔、依义行调、平长仄短、模进对称、文读语音、腔音唱法。创作的时候也是依此进行，所以一部分意义是用声音来表达的，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缓急，都是有意义的。诵读的时候也就必须依法进行，才能还原声音的意义。阐释诗文，必从吟诵入手。”
这一段话重要，有代表性。尤其“一本六法”之说非常简明精到。说“吟诵的目的，是表达出作品的涵义，尤其是声韵涵义。”这句话可以积极地表明吟诵的价值。但又说“（创作时的）一部分意义是用声音来表达的。”“诵读的时候也就必须依法进行，才能还原声音的意义。”这两句话则消极地限定了吟诵的价值。意思也就是：“声音”只是意义表达的“一部分”，所以：吟诵是一种，让诗文之创作与赏析得以精益求精的“踵事增华”的高端配备，而非“阐释诗文，必从吟诵入手”的入门必需梯航。因此，说“阐释诗文，必从吟诵入手”，是不切理的。因为阐释诗文的入手处是熟读熟背，然后训诂明义，然后才能体贴涵泳，最后，感动莫名，乃发为吟诵。所以吟诵是阐释诗文的后半段工夫，是锦上添花的工夫，不是基本工夫，不是入门关键。“只要守规则，就是吟诵。只要在守规则的基础上，准确、深入、全面表达出了诗文的涵义，就是好的吟诵。我们采录老先生，经常碰到读着读着就哭了的情况。因为那个声音是真的。”
吟诵确有增益诗文之气韵美感而生动人心脾之效用。但能出这样的效果，乃是因为原来有了理解之深，而激起情感之厚，才能用“准确”的声情，“深入、全面表达出了诗文的涵义”。所以，从理论上说，是“理解”使吟诵“动人”，而非“吟诵”使“理解”深刻。从现实的教学上说，也是如此，首先必需让学生对诗文有深刻的理解，以激发其丰盛的感情，然后有吟诵之意愿，终于吟之诵之，乃能兴味盎然。当然，有了吟诵的教学，也可助长其理解与情感之深厚，此不待言。但事物之本末先后不可混也。
文中还提到：
“用什么方式创作的，就当用什么方式诵读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吧，不然怎么能读懂涵义呢？读错就会理解错，理解错就会读错。读诗词不管平仄，读古文不管句读，只能是瞎子摸象啊。”
说“用什么方式创作的，就当用什么方式诵读”，有其一定的道理，但不必是“天经地义的”，也不是“不然”就不能“读懂涵义”。当然，要看所谓“读懂涵义”是怎样的“懂”，如果要求读者之体会与作者之原意丝丝入扣，精细到毫发无差，或许要如此。但事实上，是无人如此读书的，也不可能如此读书，且如果都如此读书，也不是好现象。因为依照近代的读书理论，读者亦有创作的权利和义务，乃至于古时孔门读书，就不是专注于求原意，乃是因着书中之文而领悟己意，纵使“断章取义”，也无所谓，更有甚者，必需断章取义，方为高明。譬如子贡之解“切磋”，顺乎原意引申发挥，孔子许之，子夏之解“倩盼”，离题甚远别出心裁，而孔子赞之。又“切磋倩盼”，尚是文学之文，只见子贡子夏因诗求义，未见其因声求义。何况哲理之文，声音与文义之关联，又不如诗文之密切，则其是否“读错”（指声音之平仄长短轻重之不够准确，不是连读都不会读），于义理之领悟与实践，并不是紧要的。且若照“声音只是诗文意涵的一部分”的观点说，除非认定“声音意涵”之那“一部分”是诗文意涵的绝大部分，否则，说“读诗词不管平仄，读古文不管句读，只能是瞎子摸象。”就未免过情，恐怕会引来诸多不平之鸣。因为很显然的，吾人读诗文的理解和感动，大部分是来自于诗文的字义句义之感人，而非其平仄声情之优雅。声情只是附带作用，不可作主也。又，从“读诗词不管平仄”直接跳到“读古文不管句读”，语气是太滑顺而不顾现实了。读诗词不管平仄者或多见，但“读古文不管句读”者却不多见，且纵使在读诗词时不管平仄，对诗文之理解只有小碍而无大碍，也不至于“读错就会理解错”，乃至被讥为“瞎子摸象”的地步。如果“读古文不管句读”，才是对文意之理解有大碍，乃至真的是瞎子摸象。不过，没有人读古文是不管句读的，如真有读古文不管句读者，也不是吟诵就可解决的。吟诵之目的也不在于正句读，通常是通句读的人才会懂文义，懂文义的人才开始吟诵的，如果连句读未通，透过吟诵，未必能通。更进一步论之，如果见到儿童不懂文义，也能吟诵，又怎么解释呢？其实儿童的吟诵，与文中所说的“理解对又读对”的吟诵不是同一个意思。引文所说的吟诵是学者的自发的有意的表现，而儿童的吟诵是被教的，模拟的，无所谓的好玩的游戏。
“从屈原开始，中国人开始‘作诗’，‘作诗’的主要方式是‘先吟后录’， 鲁迅诗云‘吟罢低眉无写处’，说得非常清楚。这种方式与今日之上来就写、涂涂改改，或者敲键盘，删除回车，完全不同。创作方式不同，作品的意义呈现方式就不同。”
当然，今人已经丧失了即席占诗的能力。但之所以丧失，最主要的不是因为丧失了“先吟后录”的作诗传统，而乃是丧失了读经的传统，腹笥萧瑟，没有学问，不论敲键盘，还是随口占，都不能成诗也。我常说：李白酒一斗诗百篇，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学问，只要满腹经论，纵使不会吟诵，依然出口成章，如果没学问，给他酒两斗，诗也没有一篇。如果没学问，会吟诵，纵使能作诗，也不是好诗，内也不能涵养心性，外也不能移风易俗，反而落得弟子规所谓市井气，要切戒之。
“以中古音为例，近体诗平长仄短，平低仄高，对称来读；古体诗上中下调，模进来读；古文讲究句读，句读即语法，外加入声促而虚字缓。如果能这样来读，古诗文的涵义就一下子读出来了，用不着做过分的讲解。”
古诗文的基本涵义是在文字训诂上，有了相当的训诂基础了，甚至要把训诂都弄通了，然后加上吟诵，乃更形完美。若先无训诂讲解的基础，只平长仄短模型而进的吟诵，其涵义恐怕还是出不来的。
故由“古文讲究句读，句读即语法，外加入声促而虚字缓”，而即说“如果能这样来读，古诗文的涵义就一下子读出来了，用不着做过分的讲解。”恐不入理。因为古人作文的讲究句法音韵，是在其“文从字顺”之余，所以读文者，先要会其文句之义，才进而品其文辞之美。故吾人只能说：如果能讲解清楚，古诗文的美感一下就出来了，用不着做过分的吟诵。而不好说：如果能吟诵，古诗文的涵义一下子就出来了，用不着做过分的讲解。
“我们的汉诗文，讲究的是言外之意，言外之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就是意象、典故、音义、形义而已。只有吟诵，才能把长短、轻重、缓急、高低这些声音的意义展示出来，才能理解诗文的言外之意。”
说“言外之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就是意象、典故、音义、形义而已。”则近理矣。但说“只有吟诵，才能把长短、轻重、缓急、高低这些声音的意义展示出来，才能理解诗文的言外之意。”则太过，因吟诵或对意象与音义之把握（严格地说，是对意象与音义之表现）有相当的助益，但吟诵毕竟对典故和形义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尤其对所谓言外之意的领会，主要靠的是学养与智慧，而不是吟诵。
总之，是对文义有把握了，才有好的吟诵，并非好的吟诵，可以令人对文义有好的把握。至少文义的把握对吟诵声情的影响是大的，而吟诵的巧妙对文义的把握之影响是小的。“《三字经》云：‘凡训蒙，须讲究，详训诂，明句读。为学者，必有初，小学终，至四书。’古代的儿童，是先学小学，然后才能去读古文的。不懂小学，怎么读经？不读经，怎么懂唐诗？”姑不论《三字经》所谓“小学终至四书”之说是否合理。但说“不懂小学，怎么读经？不读经，怎么懂唐诗？”则不近理。吾人似乎只能问“不懂小学，怎么解经？”但万万不能说“不懂小学，怎么读经？”因为儿童的读经，正不需懂也。胡适鲁迅之流，不是再再回忆他们小时读经，都不懂吗？但他们毕竟读出来了。因为语文可以先读后懂，如果坚持先懂后读，将与胡适之同一见识，最后必流入白话文教育。总之，吟诵之事必定建立在“懂了”之后，才真算数。不懂文义之前的吟诵，只是依样画葫芦。——当然，依样画葫芦，也是有效的。似懂非懂地吟诵，激发联想的“冒险”，对语文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，而年龄日渐长大，就愈可体味师长俯仰吟哦的意境了。
“古代没有标点符号，不是因为我们古人笨，是古人不需要。每个人都知道怎么读汉字，还需要标点符号吗？上学开蒙，先学句读，就是先学怎么读，后面一生当然都不需要标点符号……所以古代的老师就不讲了。不用讲，意思在声音里了。”
古人写作，古书印刷，大体不标句读，但读书人往往自己加标，又老师在教初学时，必需为学生加标。
古书如果标出句读，其作用略同于现代的标点，只是没有那么多样，主要的有句读和段读两种（句的读，包括今日的逗号和句号，都用单圈，段的读，则用双圈。其他尚有删节，错字，互乙，加字等标注法）。当然，对已经有读书功力的人，是不需要在书上画圈的，之所以不必画圈圈，他的圈圈已经画在心里了。制式的诗歌或骈文，因为有固定的格式，本来不很需要句读，而散文，则因有着作文的句法和文意的双重规范，所以个中好手，作者自然不会写错，读者也不会认错。总之，是因理解了文义，才不会认错句读，进一步才能吟诵出来。不是因为会吟诵了，文意都在声音中，而不必讲解文义也。
“所以，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学校都是吟诵的，并且也只是吟诵的，没有其他的诵读方式。我们去采录吟诵，寻找吟诵传人，很简单，就寻找读过私塾的先生就行，因为凡私塾必吟诵。吟诵包括有调子的吟咏和没调子的诵读。念不是吟诵，而是口语。一般刚拿到一篇诗文，先是念一遍，那不是诵读。唱也不是诵读，唱是重曲轻词的，与诵读的志在达意本质是相反的。那时候又没有朗诵，所以说，吟诵是汉诗文传统的唯一的诵读方式。”
笼统地说“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学校都是吟诵的”，或许可信。但既说“一般刚拿到一篇诗文，先是念一遍。” 则至少有某些机会是用“念”的，因此若强调“吟诵是汉诗文传统的唯一的诵读方式。没有其他的诵读方式。”就有些自相矛盾了，最多只可说古人读书发声以吟诵为主。
吾人或可想象：古人私塾的读文教学，经常是吟诵的。其间也可以有念读的方式，尤其是在文句不熟之前，或在说话引用的时候。我也听说有老人回忆其读私塾时是用念读的方式背书的，到了要表现时（或自己陶醉其中时，或在众人面前演示或对老师背诵时）则用吟诵。总之，念与诵可同时存在，不相妨碍，随时转换，自由自在，没有障碍，不知不觉，大家见怪不怪，这才是一个和谐的氛围。若为了强力挽救吟诵，都不许“白念”，斥之为“不懂传统”，恐怕又不自然了。“我们现在的背诵量，可能连古人的万分之一都不及，就这么点背诵，还背得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死记硬背的。在古代，一个儿童在老师教完以后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也会开始背诵。那种背诵，是想唱得比老师好听，比老师舒服，所以在琢磨的。那是自觉的背诵，而且还是审美的、快乐的，当然记得快、记得牢啦。吟诵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，反复吟诵，直至满意，就是在反复琢磨，情通作者，直到自己觉得彻底理解了为止。背诵和理解、审美、创造、快乐、想象一起进行，是一个自觉的行为，所以古人的背诵量如此之大，而又如此之好。”说“我们现在的背诵量，可能连古人的万分之一都不及”，是修辞学上的夸张格，当然不是实话。譬如今日业余读经儿童，一年背一万字是常见的，更不用说全日制的学堂了，即以一万字而论，也必然超过古人的万分之一，因为说古人能背下一亿个字，那是很难想象的。又，如果吾人有“古人背诵量甚大”的印象，像《史记》说屈原是“博闻强记”，潘耒为其师顾炎武之书作序，说顾氏“九经诸史略能背诵”等等。但须知，凡是历史中以记诵成名之人物，都是不世出的，百年中出一两个，不可以拿他们当作标准也。以我所知，古人寒窗十载，一辈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多得很。故不管从古代之特殊人物或一般学子比较之，不必轻视当今读经儿童之背诵量也。说：“在古代，一个儿童在老师教完以后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也会开始背诵。那种背诵，是想唱得比老师好听，比老师舒服，所以在琢磨的。那是自觉的背诵，而且还是审美的、快乐的，当然记得快、记得牢啦。”如果吟诵真能更有效地“记得快记得牢”，单这一点，即已有大功效，何况吟诵又有审美的，快乐的功能，真是何乐而不为？近来正在考察中，希望得到实证的报告，我必提倡之。但说现代读经的教育“就这么点背诵，还背得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死记硬背的”，如果现代读经的背诵是因为死记硬背而是痛苦的，而古人吟诵教学是快乐的，则为何鲁迅要起来反对读经？鲁迅读的是古式的私塾啊，他的百草园里的老师岂不是吟诵得忘我么？那鲁迅何以还嫌读经枯燥吃人呢？其实，古人亦有文章描述读经背诵之乐的，而当今吾人的读经私塾也常有快乐读经的见证。可见读经之是否痛苦，不在吟诵不吟诵，而在教师之教学方法及带班之能力也。又将古代的私塾学生的学习历程，描述成“一个儿童在老师教完以后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也会开始背诵。那种背诵，是想唱得比老师好听，比老师舒服，所以在琢磨的。那是自觉的背诵，而且还是审美的、快乐的，当然记得快、记得牢啦。吟诵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，反复吟诵，直至满意，就是在反复琢磨，情通作者，直到自己觉得彻底理解了为止。”则不免太理想主义了。一个人学习的历程，没有那么顺利那么快速，其实，一个儿童受教，要有多少窗下岁月，才能从懵懵懂懂中慢慢明白过来。岂是在一堂课之中，接受了新课程，因为琢磨于吟诵，即可以情通作者，彻底理解？
“读《论语》固然好，但是教育不能只依靠理性灌输，还需要感性的体悟。每天作十首诗，就等于是读十章《论语》，且又切己，且又审美，且又有创造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就是诗教。诗教就是作诗、读诗，以此来自我教育，所以诗歌须‘温柔敦厚’，德育教材当然要温柔敦厚了。所以，好的诗，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，是温柔敦厚而真实坦诚的，这个榜样，就是杜甫，所以他是诗圣。
怎样作诗？吟诵啊。怎样读诗？吟诵啊。所以，吟诵是诗教的方法，而诗教是修身的方法。今天很多人读诗，很多人背诗，还有的背《声律启蒙》，但是不亲自作诗，这是舍本逐末。诗教是要作诗才行的。今天可以作古诗，也可以作新诗，但都要做才行。”说：“每天作十首诗，就等于是读十章《论语》，且又切己，且又审美，且又有创造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就是诗教。”又说：“怎样作诗？吟诵啊。怎样读诗？吟诵啊。所以，吟诵是诗教的方法，”此两段所说，或可以称为是“教诗”（从读诗到解诗到诵诗作诗的内在关系和先后步骤），而不是“诗教”。因为孔门的“诗教”，字面意思是“以诗（特指《诗经》）为教”，其涵义是“透过《诗经》的研读，体贴古诗人温厚之心灵，而调养兴观群怨之品格”。并不说脱口作诗或吟哦诗句为“诗教”也，尤其以“脱口而出”“即席作诗”为高明，即可算“诗教”，则采茶走贩之声，皆可为教，孔子何必要赞《关睢》而放《郑声》？说“理性与感性必需调配”是理所当然的。但说“每天作十首诗，就等于读十章《论语》”，其中两者的意义其实并不相等，且相差甚远，此不待言。且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作根基，没有温厚的性情作辅翼，则所作的诗，近乎顺口溜，亦不可贵，所吟的诵，装腔作势，亦不可爱也。故吟诵之基础在读经。今日读经而辅以吟诵，甚好。今日读经虽不吟诵，他日，读经者必发为吟诵也。
“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都在诵读经典，听到孩子们像机关枪一样地背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……’，他能止于至善吗？这是在读汉语吗？这明明是英语嘛，是RAP，是hiphop！这种节奏形成习惯，就再也体会不到经典中的跌宕起伏、婉转迂回，体会不到圣人之意的深微奥妙、精切细致，读经之功、背诗之意大打折扣了。而且这个孩子，将形成非此即彼的世界观，形成刚硬的性格，而他的环境、他的根基又决定了他成不了西方人，他岂不是要矛盾一生？
你读不懂孔子的心态、心情、情绪，怎么算读懂了论语？八股文最讲究的就是口气，要揣摩圣人的口气，这就叫‘读进去’。
怎么才能读进去？作者是吟诵着创作的，你也得吟诵着读。这样才能把作者的感觉读出来，仿佛化身为作者，能体会到作者的心跳、心痛，每一个细小的波动。我们的古诗文，哪怕是一首五绝，也是起伏跌宕的。不吟诵，如何得知？”
我以为“读什么书”是重要的问题，至于读书的音色节奏，则不那么重要。说：“这种（当前读经儿童读经的这种平读的方式）节奏形成习惯，就再也体会不到经典中的跌宕起伏、婉转迂回，体会不到圣人之意的深微奥妙、精切细致，读经之功、背诗之意大打折扣了。而且这个孩子，将形成非此即彼的世界观，形成刚硬的性格，而他的环境、他的根基又决定了他成不了西方人，他岂不是要矛盾一生？”这样说，恐怕多虑了，太危言耸听了。因为“圣人之意的深微奥妙、精切细致”在乎粗通文意进而熟虑深思，而不在吟诵不吟诵也。充其量吟诵也只是深造有得的附加辅助而已。
且就吟诵讲吟诵，《论语》是一种散文，它的吟诵法，无平仄之定格可依，亦无模进之规律可循，其吟诵法，可称为“读书歌”，只是一种腔调之调配反复，大体是“小和尚唸经”的调子，是谈不上什么“声情”的。只可以说只是一种“慢读”的方式，外在或许多显一点低回的优雅，内在或许多些时间可以让人随文思绎，总之，不会因着吟诵，就可得到“孔子的心态、心情、情绪”，不吟诵就得不到也。八股文所追求的“揣摩圣人的口气”，其中所谓“口气”，是指从志气意气而来的文气，而非吟诵的“语气”也（此文气又不同于诗词之文气，此文气以内容之充实为主，文笔之雅驯为辅。而诗词之文气，则以感情之幽愤为主，而以辞章之藻丽为辅。前者为阳气，后者为阴气。如作论文而接近诗词之气，所谓文人之气，则离圣人之口气更远）。当然，求全责备，亦是儒者本愿，如果能细细地读，优雅地读，应是可取的，但此不是学问之核心，尤其并非非必如此不可。
“今天，我们在中央文明办、国家语委、教育部的支持下，在全国开展推广普通话吟诵、传承传统吟诵的工作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！”
国家如此注重传统，此诚民族一大幸事，并致力于与现代结合，吾人乐观其成，但此事要做好并不容易——比恢复正体字还不容易。如何处理得当，诚需有大智慧者。
古文辞章之成熟，当推《论语》，孔子之前的“古经”，是很朴素而无章彩的，所谓章彩，除了“言之有物”之外，还包括“文气”（文辞的节奏气韵，即字词安排的顺当性）的调配。孔门游夏以文学著称，后世作文者，都自然地有那种素养，所谓“出口成章”。尤其是诗歌美文，更自觉地有“声气”的追求，所以凡是“文章”，唸出来，都自然有一种谐和的节奏，因着内容的深厚，加上谐和的节奏，于是令人有“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，长言之不足，故咏歌之”的冲动，此吟诵之本意也。到了唐代之近体，宋世之词牌，对音韵之讲究，由人工化而臻于机械化，更适合吟诵了。所以，吟诵的起因，最主要的是文章意境之自造深远，其次是文辞节奏之抑扬顿挫。而文辞之所以特显节奏抑扬之美，又是因为汉语发音有多个声调（至少可说是四声，所谓平上去入，如再分阴阳，则有八声）。文章有此多重特质，然后吟之诵之，体之味之，有不尽者。如今，由国民党规定，共产党延续的我们的“普通话”，八声只剩四声，减少了抑扬的变化，四声之中，又只有平上去三声，丧失了最能展现“顿挫”的入声。所以，普通话是不适合吟诵的，如果真要用“普通话”吟诵起来，可以想见，其勉强（不自然）和“单调”了。何况，如果把“大白话”拿来吟诵，如台湾的“国语课本”中的“爸爸早起看书报，妈妈早起忙打扫”，不知如何教儿童摇头摆脑低回吟诵也。如果能因吟诵容易被政府接受之便，把古文挟带着恢复起来，亦是功德一件。若进而能读到经典，则其功德更是无量。吟诵学会勉之！至于是要用古音四声，还是用普通话吟诵，则“养生送死之不暇”，就无暇计较了。入声之丧失，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遗憾，泼水下地，无从回收了，哀哉！
“吟诵是一对一教学模式的产物。我们的教育历来都是一对一的，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灵魂。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。现在没有一个学校尝试一对一教学，令人长叹啊。西方教育标榜个性，但是使用教材、一对众教学，这些都是反个性的啊。我们的教育历来因材施教。老师教十个学生，十个学生的吟诵都不一样。这才是吟诵教学。
你知道我们的教学从来是一对一的吗？几千年了，我们的学校从来没有上过大课，像现在这样。大家在一起，只能是‘会讲’，讨论课、讲座课。真正的授课，都是一对一的。如果你连这点都不知道，你就是对中国古代教育一无所知……古代学校，从来是一对一教学的，极少会出现大家齐念什么的情况，读书是各读各的，各唱各的，旋律个个不同，所以如不同的美玉相碰。”
“一对一”的教学观念，不知起自何时，但却是近世“外语补习班”最喜欢用的广告策略。因为外语教学，主要的课程是“对话”，而最好的对话教学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，谓之“一对一”。
引文所说的古人“各读各的”的教学模式，在教育界一般的术语，叫做“个别教学”或“个别指导”，而非“一对一”。孔子因材施教，即是“个别教学”的老祖宗，而很少人说孔子的教学是“一对一”，或许对孔鲤的庭训是一对一，但那不是常态，我们看到的，往往是“颜渊季路侍”，或“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”，可见孔子主要是同时施教，众生同听，必要时也可做个别指导，两面兼备，随机运用，故孔子方是最佳模范教师也。至于古人读经教学时，有没有齐诵的时候，待考，但以理推知，必当偶尔有之，不必因个别教学之有用，而全废齐诵之法也，各有攸当而已。
又，有关识字与阅读问题：
“有人说儿童过早识字是拔苗助长，我觉得那是西方人的经验。西方的文字逻辑性强，识字多用理性，所以不该过早识字。汉字是图画文字，识字多用感性，不在儿童期识字，才是违背天性呢。”
当前，海峡两岸政府莫不积极提倡阅读而一筹莫展，其实阅读之基础在识字，阅读习惯养成关键在儿童，如果儿童能提早识字，则国民阅读能力指数立即升高。可见识字一关是教育与国家竞争力之大关，而当前的教育界认为是难关，用尽心血而莫得要领。不得要领的主要原因，教育专家的“儿童过早识字是拔苗助长”论调固是从根上设了障碍，但识字教学法的失策，却也是元凶之一。吾人即以“及早读经”解决提早识字问题，要识字，只用读经的附属功能即可达成了。有些教育专家之所以会说“儿童过早识字是拔苗助长”，固然是因为盲从于“西方人的经验”。但这种“西方经验”，并不是西方人一向的经验，只是近代美国某些学者的主张。而近代美国学者之所以这样见解，也不是客观的因为“西方的文字逻辑性强，识字多用理性，所以不该过早识字”，乃是对人性发展历程的盲目，而主观的恣意乱说。早期识字是全类共有的能力和共同的主张，而且有其共同的实证经验，但不知为何近代中国人要这样追着美国学者睁眼说瞎话。兹且尝试在网上搜寻一下，即可见此真相：名人的早期发展是他们智慧的“雏”，才能的“芽”，人生的起步。而早期识字阅读，则是他们人生征途上最初的足迹。让我们辨认这些足迹，为培养当代高素质人才作一参考。它至少说明，早期识字阅读是成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19世纪初，德国的卡尔‧威特早期识字，4岁阅读，8岁懂德、法、英、拉丁文和希腊文，9岁入莱比锡大学，14岁获博士学位，16岁任柏林大学法学教授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，3岁会读能写，4岁阅读大量专著，7岁能读但丁和达尔文的著作，12岁上大学。他的两个妹妹也是早期就能识字阅读，并分别在12岁和14岁考入大学深造。
德国大诗人、思想家、政治家歌德，4岁前就识字读书，读的主要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文章，8岁精通法、德、意、拉丁文和希腊文等5种文字。
列宁5岁时，母亲就教他识字读书。母亲还发挥自己的特长，教列宁学外语和音乐。
从少年数学家到被称为“电波之父”的英国人麦克斯韦，三四岁时，母亲就教他识字、写字、算术和背赞美诗了，童年即能大量阅读。
达尔文四五岁识字，读儿歌，又常到花园的“绿色课堂”里学习动植物知识。
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张衡，早期识字，10岁博览群书，并学习天文地理知识。
“唐初四杰”之一的王勃，6岁“属文，构思无滞，词情英迈”，9岁写《汉书注〈指瑕〉》，15岁写《滕王阁序》，名声大震。骆宾王6岁写《咏鹅》诗。诗仙李白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。诗圣杜甫说话前就开始识字，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诵凤凰”。白居易3岁前就能识字，6岁显露诗才，“9岁通声律”，13岁写出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千古名篇。大诗人黄庭坚5岁熟读诗、书、礼、易、乐等五经，后又读《春秋》，“十日成诵，无一字漏”。7岁写牧童诗：“骑牛远远过村前，吹笛风斜隔垄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小小年纪竟对当时社会有如此灼见！历史上曹植、李贺、陆游及唐宋八大家，都因早期读写，早早在诗文上崭露头角，而后成为大文豪。柳宗元4岁时，家中的许多藏书被到江南做官的父亲带去了，于是母亲只好默写作品教柳宗元读写，并写诗作文。不久柳宗元就能背出14首深奥难懂的古代辞赋来。明代“医圣”李时珍也是早期识字的，很小就读完了《释鸟》《释兽》等难读的书，还认识了大量的父亲行医的汤头药方。清初大学者顾炎武，从6岁识字到晚年，每天都会读大量的书，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也是3岁开始识字读诗文的，6岁后熟读和抄写四书五经，学识渊博。近代卓越诗人黄遵宪，3岁入私塾，10岁写的诗就不同凡响。被誉为“怪才”的梁启超，4岁精读四书，6岁读完五经，11岁考上秀才，闻名遐迩。齐白石4岁识字，6岁时就把祖父教他的数百个汉字记得滚瓜烂熟。李大钊3岁识字，四五岁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，祖父还教他对联、字画、碑文等。周恩来5岁识字、写字，6岁背诵唐诗数十首，并开始阅读外祖父的丰富藏书，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等。任弼时4岁时识字，并练毛笔书写，不久就能抄写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、韩愈的《送董邵南序》和《原道》等古文。鲁迅早期识字，5岁起开始博览群书，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高的素养，为日后的创作练就了过硬的“童子功”。郭沫若3岁识字，常常口诵诗文。7岁会作诗、对句。在私塾读书时，感到《千家诗》太浅，对“比较高古的唐诗”心领神会。巴金5岁就与哥哥姐姐上私塾，晚上回家读母亲抄录的《白香山词谱》，这是巴金最早读的文艺作品。闻一多5岁就进入他父亲创办的改良的私塾读书，不仅读四书五经，还读历史、博物学。赵树理5岁读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神童诗》，还从祖父那里读了不少圣教经文等。作家沈从文，4岁时母亲教他认药名，不久居然也学了600多个字。母亲还常常向小从文提问，以培养其思考力。熊庆来5岁识字读书，爱提问题。一天，一群孩子请摆渡老人讲故事，老人说，你们谁写得出我们“息宰村”的村名我才讲。小庆来折根树枝，在地上工工整整地写了“息宰”二字。他后来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先驱，也是华罗庚的老师。
相关阅读：
● 王财贵教授吟诵访谈录（附徐健顺教授采访视频）